民国地理学家︱胡焕庸:一位终于自诩为“人口学家”的著名地理学家

民国时期地理学的领军人物

作为民国地理学的代表人物,胡焕庸1901年出生于江南宜兴的一个贫困农村家庭,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 少年时期刻苦读书,1919年免学费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专攻地理、气候。 胡焕庸的小名是“小堂”,意为“小人之堂,视为堂”。 他得以窥见朱氏知识的秘密,并成为他的弟子。 他一生都是一个非常有礼的弟子。 据说,竺可桢每次去南京、重庆拜访胡家或聊天时,胡焕庸都非常重视师生之间的礼仪。 朱先生端坐,胡先生双手低垂,恭敬地站着。

在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张起云也是胡焕庸的同学。 张出生于浙江鄞县名门望族,与胡焕庸是同龄同学。 但与胡专攻地理学不同,张起云兼顾历史与地理,将南高流一正的史学与竺可桢的地学融为一体。 南京理工大学率先参考西方地理学发展“新地理学”,打造人文地理学据点。 张、胡作为南高史地学派的两位将军,成为民国第二代地理学者的领军人物。

胡焕庸1923年毕业,先在扬州中学任教两年半。 1926年至1928年,胡焕庸赴法国深造,深受法国人文地理学影响。 他以此为范式,重点研究中国人口地理学和农业地理学,开创了潮流。 1935年,胡焕庸在地理学报发表《中国人口分布》,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划出了一条地理人口分界线,将全国划分为东南、西北。 世人称之为“胡焕庸线”,是二十世纪中国地理学的代表性成就之一。

1930年2月,中央大学地理系独立为院系。 作为系主任,胡焕庸与张起云、美国学者黄国章组成了地理系三驾马车。 他们建立了完善的学科体系,培养了徐锦芝等民国第三代地理人才。 其中,胡焕庸最为器重李续丹,将他视为自己的接班人,并有意培养。 胡焕庸的弟子们恪守师父的吩咐。 比如,民国时期中英两国的耿耿授地理生,有一半出自胡焕庸的弟子。 其弟子徐进之曾赋诗云:“春风桃李满,莘莘学子渐老”。 这些弟子先后赴英国留学。 ,回国成为民国第三代地理学家的代表,从而奠定了胡焕庸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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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焕勇

1941年,中央大学成立地理研究系,胡焕庸任系主任。 先后培养了十余名地理学硕士学位人员,其中著名的吴传君,194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加入新成立的地理系。 1943年获硕士学位,是中央大学培养的第一位地理学硕士,1948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回国成为民国第四代地理学学者的中坚力量。 。

在民国地理领域,胡焕庸是佼佼者,但他并不孤单。 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开端,以1909年张相文在天津成立中国地质学会为标志。1910年,中国地质学会迁至北京,北京成为中国地理学的中心。 1934年,胡焕庸、翁文浩、祝可桢、张起云等人在首都南京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总部设在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 民国时期地理上的南北对立开始制度化,以“南胡北黄”为代表。

黄国章(1896-1966),字海平,湖南湘乡人。 他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地理学硕士学位。 1928年受竺可桢聘为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 不过,黄国章并不是南京大学的嫡系,他学的是美国地理。 他与胡焕庸不同。 法国的地理范式,所以总有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 1936年,黄国章北上执掌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整合了中国地理学会,与胡焕庸领导的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对峙,形成了“南胡北斗”的格局。民国地理《北黄》. 双方相互较量,门派逐渐加深。

抗战时期,胡焕庸所在的中央大学也暗流涌动,卷入了CC部(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与朱家骅的派系之争。 抗战时期,朱、陈轮流主管国民党组织部和教育部,在聘用和行事上相互排斥。 朱家华虽然在国民党组织体系中权势不如陈立夫,但曾担任过中山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在国民党中有着深厚的根基和人脉。教育部门。 1938年,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扩大了在教育领域的权力,与朱家骅的权力发生冲突。 作为反击,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开始在大学里发展党组织,保卫自己的领地。

民国时期朱家骅出身地质,以政治撑地理。 国民党党员胡焕庸被朱家骅选举为中央大学区党委书记。 然而,担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直接管理中央大学,胡焕庸作为中央大学的著名教授,被教育部任命为第一批三十名“部级教授”。 而且,胡焕庸还与陈的臂膀叶秀峰很熟悉,并通过叶为中国地理学会申请了经费,因此胡焕庸在短短一年内就辞去了中央大学党委书记的职务。 朱家骅自然将他视为CC派的一员。 朱因此在地理界培养机构和人物,与胡焕庸和中央大学地理系竞争。 他在首都重庆创办了第一个国家级专业地理研究机构——中国地理研究所。 黄国章被任命为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与胡焕庸同城竞争。 与此同时,朱家骅邀请老熟人顾颉刚到中央大学兼职,以制衡胡焕庸的权力。

1943年,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校长,胡焕庸奉蒋命任中央大学教务长。 他招收中央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东大大学)毕业生,实行校友治理。 胡焕庸一时红极一时,成为中央大学的实权人物和核心人物。 。 同年,胡焕庸接替翁文浩出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达到事业和学术成就的顶峰。

1948年,是胡焕庸在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20周年。 他的学生举行了一次特别的纪念大会。 会议由地理系首届毕业生朱秉海主持。 出席会议的嘉宾包括中大代校长周洪晶、中央地质研究所所长李春雨、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林超以及中大各院系的数十位院长和著名教授。展示。 会场墙壁上挂满了各方的贺词。 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还赠送了“扶学从道”四个字的礼物。 弟子遍布天下的胡焕庸一时名声大噪,但他万万没想到,弟子的下一次聚会还要再等三十年。

同样是在1948年,胡焕庸担任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参加了国家主席的选举。 年底,当国民政府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时,国大代表处为胡焕庸准备了一张去台湾的机票。 不过,据胡本人透露,他听到中共广播说,如果全国代表大会和立委留在大陆,他们就不会参加。 他受到了惩罚,所以坚决拒绝去台湾,但他的同学张启云却毫不犹豫地登上了飞机。 然而,胡先生子女众多,负担过重,这可能是他不愿离开大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不同世界的另一种生活

1949年,领导的中华民国中央大学改为“伪中央大学”。 1949年9月,作为“伪中央大学”教务长,胡焕庸被举报,与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南京大学同学苗凤林一起被列为反动教授,投入监狱和中央大学的其他六位前同事一起。 去北京的华北大学学习政治,分析自己的思想,反思自己的过去。 1950年“平叛”期间,敏感的苗凤林受到惊吓,中风了。 他卧床不起,被送回南京。 几年后,他孤独地死去。

1950年夏天,胡焕庸的训练结束了。 尽管他的老师竺可桢是一位出色的舞蹈家,但地理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 胡焕庸被束缚在中央大学,被扣上政治人物的标签。 他没有当选为国家地理专委会委员,并被排除在地理界之外。 另外,由于他的政治身份,没有人敢使用它。 他曾想回到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地理系,但他的弟子、时任南京大学地理教授的任梅锷极力阻止。 因为早在中央大学读书的时候,任梅锷​​就对胡焕庸对李绪丹的依赖感到不满。 随后,胡某阻止任梅锷返回中央大学。 鉴于胡当时的地位,任正非忍住了,不敢发声,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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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胡焕庸写给杰​​拉德·斯通的信(美国雪城大学档案馆藏)

在注重意识形态的高校里,显然没有胡焕庸的容身之地。 此时,淮河泛滥。 所幸胡焕庸研究过苏北淮河,写过两淮水利。 他的工作被华东水利部高级官员看中,认为他有能力,胡加入了安徽省蚌埠市淮河管理委员会,并被任命为技术委员会委员和数据主任。期间,他参与治理淮河共计三年。

1952年,在淮河工地上不断写作的胡焕庸出版了《祖国水利》一书。 书中引用了“黄河为中国之忧”、“黄河危害甚多,惟一能赚钱”等民国地理界的结论。 不过,立刻就遭到了其他人的批评。 指责是,这是旧社会的言论,宣扬反动观点,因为黄河在党和新政府的治理下已经化害为利。 敏锐的胡焕庸立即在报纸上发表自我批评,表示自己过去深受毒素影响,完全接受批评,立即改正错误。

1953年,淮河治理结束,胡焕庸被调到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回到地理系,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团队由浙江大学地理系调来,由竺可桢担任主席。 系主任李春芬,193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1943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是胡焕庸的弟子,因此胡焕庸是最早的几位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几年相对顺利,但他擅长的人文地理学成了禁区,只能转向相对安全的外国地理学学习,这似乎让他渡过了难关。 然而华东师范大学是一所新整合的学校,复杂的派系冲突只是暂时蛰伏,等待机会出现。

1954年夏,“反反革命运动”开始,隐秘的派系斗争迅速公开爆发,各党派以政治运动相互抵制。 民国时期成名的胡焕庸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立刻成为整个部门重点打击的对象。 他的家不仅多次被抄家,还涉嫌在家里藏有秘密电台,地板甚至被撬开检查。 动乱持续了半年,最后校党委书记宣布了上海市委的决定,不处理胡的历史问题,胡焕庸逃走了。 1957年“反右”斗争中,胡锦涛虽然受到批判,但没有被划为“右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华东师范大学陷入动荡。 六十五岁的胡焕庸因为被地理系乃至全校视为罪魁祸首之一而吃尽了苦头。 接下来的一年,他白天清扫校园街道,晚上到系里学习批评。 他的家多次被抄家,所有的研究工作都被中断。 随后,胡焕庸被定性为“反革命特务分子”,关押于上海市第二看守所。 专案组走遍全国寻找他的犯罪证据。 例如,1968年12月,专案组专门找到顾颉刚,了解胡焕庸组织西北建设协会的情况。 虽然与胡关系不好,但顾并没有落井下石。

1973年6月,被关押五年的胡焕庸被带回学校接受审查,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直到1979年,全国都在清理“文革”悬案时,上海才正式结案胡焕庸案,并宣布1954年“镇压反革命”的结论仍然有效,即,胡锦涛的历史问题不会得到处理。 胡焕庸的人生仿佛经历了一次轮回,又回到了起点,但已经是二十五年后的事了。

后来有人问胡焕庸为什么不自杀。 胡焕勇用唱歌来比喻,他说:“人生就像唱歌,无论年轻还是年老,无论干净还是丑陋,你都要唱。我唱了很多年的‘徐生’这个角色,现在是我的了。”轮到唱“丑角”,轮到我的学生唱“徐升”。”“文革”就像一场戏,需要吴升当配角,完全受控导演的。 不过,胡焕庸的学生也并非全部都在剧中扮演小丑。

两位弟子在困难时伸出援手

胡焕庸把大学放在人生的第一位,但1949年以后,他的大学生大多被边缘化,甚至与他为敌。 比如,李旭丹这个得意的学生,在1957年避开了南京师范大学,被打成“右派”。他在民国时期积累的资本,成为了新政权的犯罪证据。 1952年后,胡焕庸的命运主要取决于他的两个中学生。 学术、政治和个人友谊在这里发展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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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月,胡焕庸在广州出席中国地理学会会议,并与原中央大学地理系学生合影。前排:李春芬,左一,包觉民,左二,胡焕勇(左三)、朱秉海(左四)、李旭丹(左五)

第一个救胡焕庸于水火之中的弟子是孙桃林。 胡焕庸于1931年至1933年由江苏省教育厅借用,兼任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校长。 胡执掌苏州中学的两年间,苏州中学在1933年江苏省中考试中获得前三名,震惊全省。 吴传君是苏州人,曾在此求学,因校长胡焕庸而爱上地理。 然而,作为一个学者,吴传君却无力拯救他的老师。 胡焕庸在担任苏州中学校长时,还积极保护涉政学生,其中就包括孙桃林。

孙桃林(1911-2001),江苏铜山人。 1932年,在苏州中学读书时参加革命。 他接受了警方审查,并被胡焕勇取保候审。 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主修经济学,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孙桃林担任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调任教师胡焕庸淮河工地,到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 胡锦涛因此得以重返大学,并在华东师范大学度过了余生。

1958年,孙桃林调往安徽,胡焕庸在华师的处境每况愈下。 “文化大革命”期间,胡焕庸的命运更加注定。 由于胡与国民党渊源深厚,他很早就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 蒋介石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时,被任命为教务长。 因此,胡焕庸只要有任何举动,必然会受到批评,他的全家都会受到牵连。 他的大儿子在文革期间为此写了数百份供词。 直到“文革”后,胡焕庸的另一位学生挺身而出,胡才得以尽快得到彻底解放。

胡焕庸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1923年至1926年在江苏第八中学(现扬州中学)教历史、地理。1924年,胡焕庸班上来了一位盐城学生,名叫胡鼎新,将成为胡乔木(1912-1992)。 1979年,居于中心位置的胡乔木询问了原中学地理老师的情况,加速了胡焕庸的彻底康复。

1980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术部委员。 胡焕庸曾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华民国教育部地理系唯一的系聘教授。 他还是没能当选,但他的弟子、弟子却已经站在了学术链条的顶端。 1990年再次当选为院士。 1901年出生的胡先生今年已经90多岁了。 冯唐易老和李广的名字都很难说出来。 历尽劫难的胡焕庸此时或许已经看透了名利,但他的存在却始终是地理界的耻辱。

胡焕庸因人口地理学研究而闻名。 1957年,胡焕庸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人口地理学研究室,试图恢复二十年前的人口地理学研究。 然而不久之后,国家对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提出批评,人口研究成为禁区。 胡焕庸的人口研究地理学也半途而废。 1980年后,八十多岁的胡焕庸重新开始人口研究,更多地将自己呈现为一个人口学家,刻意与地理共同体保持一定的距离。

1998年,胡焕庸去世一百年后,中国地理界终于松了一口气。 在胡氏弟子的再三请求下,华东师范大学为胡焕庸塑像,置于资源环境学院(原地理系),让他重返地理,恢复了胡焕庸在地理界的地位。 然而,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主校区搬迁到了闵行校区,铜像却孤零零地留在了这里。 后来,有的学生不堪忍受,自行搬到了人口研究所。 这说明胡焕庸远离地理界的选择是正确的。

胡焕庸的同学张起云逃离台湾,历任国民党中央党委秘书长、“教育部长”、“总统府参赞”。 他创办了中国文化大学,写下了辉煌的著作。 无论从政还是读书,他一生都在继续。 才华发挥到极致。 然而,胡焕庸并没有受到国共两党的青睐。 大陆认为他与国民党关系密切,台湾则认为他留在大陆,背叛中华民国,玩弄政治伎俩。 不过,胡焕庸并没有放弃。 几十年来,他每天坚持拳击和​​洗冷水澡。 他长寿,育有六子一女。 他们都事业有成,子孙众多。 这或许是一种在过去失去一些东西,在未来得到一些东西的方式。 中国式的补偿。

参考: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五卷)台北:联经出版社,2007年。

《光明日报》1952年5月26日。

胡焕庸:《胡焕庸回忆录》1988。

胡建中:《梅花香自苦寒来——纪念我已故父亲胡焕庸教授诞辰110周年》,北京:时代潮流文化发展公司,2011年。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朱家华档案馆

《竺可桢全集》(第12卷)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

(注:感谢胡焕庸先生的后人胡福荪先生提供的宝贵信息和建议。)